时庄遗址遗迹分布图

时庄遗址地上粮仓局部图

时庄遗址出土的小口高领瓮

时庄遗址出土的陶钵

2月25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经过专家初评和投票，淮阳时庄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据评委专家介绍，2020年度重要考古成果众多，竞争非常激烈，淮阳时庄遗址以其罕见而独有的考古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最终在31个初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围终评！

一次考古勘探唤醒沉睡的时庄遗址

2019年4月，周口市文物勘探队对淮阳区一建设项目的拟建设范围进行考古勘探工作，考古勘探面积40088平方米。

项目所在区域为淮阳区四通镇时庄行政村时庄村南侧的麦田地。现场考古专家反复来往于各个勘探工人之间，认真查看带出的每一铲土样，最终发现了轰动整个中国考古界的时庄夏代早期仓储遗址，并准确无误地划定了遗址的范围。

这是继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后，淮阳发掘的又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时庄遗址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功能单一的粮食仓储遗址，填补了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和夏文化研究的实物资料空白。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周口市文物考古所，开始对遗址重点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时庄遗址位于我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包括龙山文化末期、岳石文化和春秋战国等多个时期的遗存。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在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一条宽阔壕沟让现场的考古专家颇为惊讶。经过现场初步推测，这里可能是古代军事防御之地。但是，随着考古发掘进行，一些陶器的出土否定了这个推测。

那么，这里难道是先民们的居住之所吗？随着几座形制特殊、世所罕见的遗迹的出现，这一推测再一次被推翻。一次次假设，一次次否定，扑朔迷离的时庄发现吸引了中国考古界关注的目光，一个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遗址由此走进我们的视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刚开始进驻时庄遗址的时候，在地表捡到了一些古代的陶片，根据特征判断大概距今4000年，另外根据前期周口市文物勘探队提供的勘探报告和以往的经验，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处龙山时代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的普通聚落。但是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考古专家们逐渐意识到这个遗址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说整个遗址的面积很大，但是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早期）遗存分布的面积很小，只有5600平方米。

在提起中国历史的时候，被中国古代史学家反复提及的夏王朝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夏王朝是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那么处于夏王朝早起的时庄遗址，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有着什么样的价值？

被认定为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仓城

2020年12月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局、周口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河南淮阳时庄遗址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把时庄遗址这一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20多家研究机构的50多名国内权威专家学者齐聚淮阳，参观时庄遗址的发掘成就。众多专家一致认同该遗址为距今3700年至4000年的断代判断和基本为仓储功能遗址的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时庄遗址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是近年来我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时庄遗址作为龙山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更多考古发掘出来的历史文化遗址不同的是，时庄遗址是城址与聚落之外的另外一种形态。作为一个仓储遗址被发掘，时庄遗址是中原地区唯一被发掘的龙山文化仓储遗址。

今年3月下旬，记者跟随曹艳朋走进时庄遗址。曹艳朋介绍，在夏代早期遗存位置的外围确有着较宽的围沟，根据我们考古勘探情况看，围沟最窄的地方也不低于30米，围沟的面积超过了1.8万平方米。这说明，古人经常活动的地方和防御的围沟面积大概是1:3，这在古代是不常见的。曹艳朋说，更令人惊奇的是，该场地并不是古人生产活动长年累月逐渐形成的，而是大规模挖掘附近的生土在较短的时间内垫筑起来的，是一个人工垫筑的台地。

当然，证实考古专家猜想的最重要的是发掘出了几个形制特殊、呈现圆形的罕见的遗迹。截至目前，共发现29座特殊的圆形遗迹。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分别是地上建筑13座；地面建筑16座，而且这些遗迹的分布是非常集中的。

地上建筑的建筑方式，是先由土坯垒砌成多个圆形的土墩作为柱子，土墩柱子高出地面。而后，柱子之间再由土坯墙相连。柱子和柱间墙一同围合成圆形的建筑基础，其间，铺垫木板作为上部建筑的底部。再往上，以土坯砌墙形成圆形的封闭空间。而土墩立柱和上部土坯墙的外侧，有明显的抹泥痕迹。整个建筑的形制类似“吊脚楼”结构。最大的建筑面积为 21.6平方米，其它大多为8-14平方米。

地面建筑的建筑方式，是在垫高的地面上以土坯垒砌墙体，建筑内的底面依托于地面。这类建筑根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其中，圆形遗迹建筑面积为5平方米左右，近方形遗迹保存较好的建筑面积大多为9-12平方米。

通过考古发现，粮仓集中分布在时庄遗址的一处人工垫筑台地上，外围有两圈夯土围墙。而29座特殊的圆形遗迹就是29座仓储建筑，它们围绕在房屋周围，集中分布，其建筑形制明显有别于当地同时期用于居住的普通连间排房。时庄遗址布局结构清晰，功能单一，因此推断，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是一处以储粮为主要功能的特殊仓城。曹艳朋说：“经过考古专家分析，仓城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型的仓储兼居住聚落；第二阶段经过较大规模的人工堆垫、平整和修筑，形成仓储功能专一的粮仓建筑；第三阶段，粮仓围垣聚落逐渐废弃。”

据介绍，时庄遗址被发现之前，我国最早的粮仓城是甘肃大方盘城，属汉代“昌安仓”遗址。而时庄遗址比它要早将近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时庄遗址不仅仅是粮仓的功能，更有可能是服务于某种祭祀活动。中共周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无论是部落、邦国，还是王国，粮食自给自足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么多的粮仓是巨大的公共储备，应该职能服务于祭祀和战争这样的重大公共活动。如果在周边能够找到大的祭祀场所遗址这一猜测就能被证实，在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部落战争存在很大可能的。深入研究“粮仓仓城的用途，对于研究好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粮仓里曾装满了豫东主要粮食作物

时庄遗址还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农业发展方面，通过对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明确此时古人的主食为粟和黍，这与之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形成了很好的承接关系。而通过对于粮仓侧壁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十分成熟的编织技巧，这说明那时的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考古专家对时庄遗址中仓储遗迹的底部进行了土壤检测，发现有粟、黍类等作物的成分，以及用于仓底铺垫或编织的芦苇类植物成分。

考古专家通过对时庄遗址年代和建筑形制的研究，否定了作为金银、书籍、武器的仓储。有少数专家认为是盐仓，但更多专家更倾向于粮仓。考古专家对此做了有针对性的检测分析。经检测发现，土壤中食盐重要的成分钠和氯含量都非常少，和正常土壤中的钠和氯含量并无区别。曹艳朋对粮仓的论证进行了深入介绍：“通过对发掘区土壤的分析，在这些圆形遗迹的内部及附近，检测含有‘粟、黍’成分。我们把仓储遗迹废弃堆积底部的土收集起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分析。发现粟、黍和黍亚科植硅体（也就是类似于狗尾草这样子的农田伴生杂草）的植硅体，并且植硅体的组合非常单一，除此之外，也几乎不见其它植物遗存。”

夏朝的中心位于黄河中游，那儿气候适宜，时庄遗址中的仓储遗迹也说明了，在夏朝，粟、黍这两种农作物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黍便是现在的黄米，而粟则是我们所食用的小米，这两种农作物历经数千年，如今依旧是我们的健康之源。

有趣的是，时庄遗址上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肯定是住人的房子，这个房子呈长方形，多间、有门、有火塘、有居住面、墙壁上还有壁龛，具备居住房屋的要素，和同时期同区域的房子也一样。据了解，这样的房子只有一间，其他的都是用土坯垒砌起来的多个土墩围成的圆形遗迹。而且围绕在台地中间那座住人的房子外围，又分布在台地边缘处的夯土围墙之内。夯土围墙形成了封闭的空间，居中住人的房子起到了办公管理用房的作用。

从最早粮仓看夏王朝的社会结构

其实，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粮仓城的出现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它的周边有着广大的地域和人群作为支撑。围绕着时庄遗址，考古专家在周边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除时庄遗址之外，还发现了另外13处同时期的遗址，这中间不乏像朱丘寺这样具有宽阔夯土城墙的城址。也就是说，在当时，淮阳区东北部是有很多古遗址的，它们和时庄遗址共同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性的聚落群。

正是因为有更多的聚落、有更多的人口作为支撑，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已经出现了专业分工、在政治实体组织和领导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脱离农业生产的管理阶层，才有可能出现贡赋制度，才会有专门的粮食集中储备和管理的地方。

赋税是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的赋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实物赋税，就是缴纳粮食。成书于南宋的《路史》曾经记载：“神农之时，民为赋，二十而一。”是中国有征收税收最早的传说。西周时，土地实行井田制，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的耕种收获为贵族所有，而私田的收获则可由耕种的庶民保留。《左传》：“宣公十五年秋，初税亩。”是史书中记载鲁国正式实施（公元前594年）对耕地征税的纪录，到汉初形成田赋制度。现在看，记载应该是事实，传说不一定不靠谱。

时庄遗址中，早期粮仓城的发现，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当时是有可能存在贡赋制度的。可以说，从时庄遗址能够窥探、研究夏代早期的国家组织结构、国家治理能力等重大问题。

在曹艳朋看来，“粮仓城”的出现，说明在夏代早期，也已经开始对聚落的功能进行专门划分。时庄遗址布局清晰、功能明确，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等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其形制以及规模的分析，考古学家将其视为当时的粮仓，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远古历史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么多的粮食，运输是如何解决的呢？曹艳朋表示，首先要知道当时的地貌环境。通过考古地质钻探和大面积的普探，结合激光雷达测绘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考古专家们复原了以淮阳区为主要区域的古代地貌环境。结果表明，古代这一区域的地貌，或者说至少在夏商之前这里的地貌环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周口是旱地、平原，古代则是河湖相间的湿地环境。时庄及其周边的遗址都处在缓岗地的边缘。按照复原的这种古代地貌环境，我们相信，水运在当时较大范围内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运输方式。

周口兴盛和繁荣始于明清时期的运河，与水运密不可分。时庄遗址的粮食运输方式推测为水运，又把周口水运历史提前了几千年，这也为我市打造中原港城，加快推动黄土经济向蓝水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豫东粮仓的渊源有多远

传说炎帝神农初都于陈，教民稼穑，播种五谷，淮阳区至今有“五谷台”，豫东地区种植粮食的历史由来已久，周口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时至今日，周口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市、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市，被誉为豫东粮仓。

时庄遗址坐落在人工垫筑台地上，外围发现两周夯土围墙，外围墙圈围面积1200余平方米。在城址散布的仓储建筑遗迹，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壳，以及用于地面铺垫或编织物的芦苇类植物成分。曹艳朋表示，此处正是集中存储小米和黄米的地方，建筑结构的本身和我们在现实中见到的粮仓建筑形制比较一致，下面有隔水层、绝水层，整个地基建高、外层抹泥防潮，一系列都符合粮仓防潮的特性。

如果是作为专门的仓储机构存在，那么这么多粮食的来源是哪里？用途又是什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表示，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去思考，从社会构成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遗址的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为我们推论当时的社会组织、社会构成、组织规模提供更多思路和依据。放在历史大变迁的思考中，农业时代发展的历史和周口作为农业生产基地的历史，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推演，这应该能为时庄遗址未来的阐释和展示提供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去考虑，粮仓储存的粮食应该来源于附近地区，那么一旦粮仓的论断被证实，豫东粮仓在4000年前就应该已经存在了。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青向广大专家学者发出邀请，希望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到时庄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中来，把周边的平粮台遗址、水灌台遗址、双冢遗址、后高老家遗址等统筹起来，推动夏文化的研究、丰富、发展。他建议更多频次、更长时间、更加持续地开展考古学术交流，增强时庄遗址的学术影响，扩大时庄遗址的研究规模，丰富文化考古工作内容。他呼吁，以平粮台遗址、时庄遗址等众多遗址为载体，筹建国家层面的考古遗址公园，力求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展示遗址发掘的价值和魅力。

相信，随着时庄遗址的不断发掘，更多的成果会得到展现，周口大地的历史文化魅力会更加凸显。中华民族的历史会随着时庄遗址这样的一个个考古发现的推进，更加丰富、灿烂，我们的文化养分会更足、更好、更立体。（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李全立 唐涛）